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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人們遭遇生態惡化帶來的霧霾等種種困擾時，國有林區改革才開始進入普通百姓視野。中國市場化探索數十年，擁有廣袤森林的國有森工企業仍難擺脫計劃經濟影子，已逼近“生態紅線”的環境危機讓嚴重滯后的林區改革再度引起人們關注。
中國現有四大國有森工企業，包括龍江森工集團、大興安嶺林業集團公司、吉林森工集團及內蒙古森工集團，經營著30多萬平方公里的面積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3.14%。
今年4月1日，黑龍江重點國有林區停止天然林商業性采伐，這是中國應對森林長期過度開發、生態系統嚴重破壞的一大舉措。然而，核心的體制改革卻很難從根本上觸及。這一體制在計劃經濟年代曾為木材生產發揮作用，在現階段被認為將林區引入生態及經濟困局，并威脅停伐成效。
“部分國有林區多年沿襲政府和企業合一管理體制，這種既是森林采伐者又是資源監督人的雙重角色，使林子和生態雙雙難保。”黑龍江省伊春市木材經銷局局長盧鳳海說。
資料顯示，與開發初期相比，大小興安嶺林區林緣向北退縮了100多公里，濕地面積減少一半以上，水土流失面積達193萬公頃。
記者在林區采訪時，一些林區幾乎面臨無林可采的窘境。工人們說，再砍下去只能向處于中幼年、“紅領巾”階段的林子伸手了。
同時，國有林區的社會發展也漸失活力。統計顯示，大興安嶺地區人口已出現負增長，林區難覓年輕人。森工企業金融債務沉重，僅龍江森工就有金融機構債務63億元。
國有林區慣用的行政指令性的經濟突圍并不理想，政府主導資源分配，一窩蜂地大起大落發展產業，帶來更多經濟風險。一些林區干部用“整啥黃啥”來形容近些年的發展路徑，從林產工業到種養殖，再到目前大力推進的林下經濟，一些用行政指標搞經濟工作的方式，讓人很容易與計劃經濟聯系到一起。
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，國企的敏感神經被觸動。
記者在71名林區干部參與的匿名問卷中看到，82%的人認為政企合一的體制應該立即或擇機分開。“很多人意識到不改革不行，但改什么，怎么改，意見很不統一。”伊春市委書記王愛文說。
如同每項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一樣，一些相關方把改革視為利益重新分配，固有的利益藩籬很難被沖破。
作為中國國有林權制度改革的唯一試點，伊春8萬公頃林地分林到戶8年來，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得以有效恢復。但囿于難以沖破的中央產權阻力，林改戶至今沒有林權證，投入金錢和精力經營的林子“只能看不能動”，這種自下而上的國有林權改革陷入僵局，也對改革信心帶來沖擊。
由于觀念滯后、改革信心不足、舊體制慣性、各方利益拉鋸等，改革這個話題在國有林區略顯敏感。
大興安嶺地區一名干部坦言，作為國家林業局的直屬企業和黑龍江省行政公署，大興安嶺“一個兒子有倆爹”，“誰有奶吃誰，都落不下”。要想打破利益格局啟動改革，各方都沒有積極性。
一些林區干部表示，從林區的實際情況看，以往的改革多是基于各方利益均衡的修修補補，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反而被強化。也有人擔心和質疑，林區改革路徑設計時，問題導向是否會因此變成利益導向。
這種選擇性改革的擔心并非沒有道理。政企分開、權力下放是國有林區改革呼聲最高的內容，但一些地方新出臺的地方法規或條例，不僅強化森工企業行政管理職能，還通過立法的形式實現，無疑為改革增加法律障礙。
一名林業干部向記者展示了一主管部門審批事項公開目錄，在已經取消和下放的項目中，不乏一些命名、節會類審批，卻沒有一項與重點國有林區直接相關。
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英表示，森林采育矛盾在現有機制下并未得到制約，而是試圖依靠管理部門、組織機構的改革，政策法規進行約束。這種情況下，政企不分的局面很難改變。
分析人士認為，缺乏共識加大了國有林區改革成本，延緩了體制改革進程。目前依靠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，用國家行政撥款維持林區運轉的方式不可持續，如改革不徹底，困擾國有林區的生態、資源及經濟問題就難以從根本上得以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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